2002年3月18日，深圳原海关关长赵玉存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被提起公诉，而同堂受审的，还有他的两个女儿—赵莹和赵萍；赵玉存的妻子贾剑霞也因受贿罪另案处理。
　　深圳“远华”
　　与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以及厦门远华案涉案海关官员不同，从公诉庭审提供的资料来看，赵玉存的案情相当简单，全家涉案的赃款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一个商人—深圳惠威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改清。
　　1994年，通过一名副关长的介绍，赵玉存在饭桌上结识了杨改清。1995年，杨改清从深圳海关调查局以低价购买走私罚没原糖1.3万吨，加价倒卖赢利；能够购买到罚没品，自然是“有很大能量”，但在这时，赵与杨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寻常联系。但有了合作就会有沟通，有了沟通就会有感情，产生了感情原则就可以被通融，这似乎是一些掌权者的行事之道。
　　1996年1月，赵玉存的大女儿赵莹被安排到惠威公司上班，任职总经理助理，但却只负责员工办理证件、接听电话和打字等简单工作。就这样一个助理，其一年的收入却达人民币100万元以上。而且在到公司上班的第9天就获得价值90万的公司房改“分房”。
　　在这一阶段，赵玉存与杨改清之间的工作关系也愈加密切。从1995年8月到1998年7月的3年间，赵玉存又帮助杨改清3次从深圳海关购得走私罚没汽车201辆进行倒卖，获利不菲。
　　1996年，赵玉存违反海关正常审批程序，将一个原则上不再审批的“废危保税仓”批给了惠威公司，帮其在惠州港设立了公共保税仓库。
　　正是这个保税仓的建立，使惠威公司的走私进入大规模的阶段。杨改清以该保税仓为基地，制作假单据，利用外轮，“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向海关如实申报，采用少报多进的方式进行走私。从1996年至1998年间，他们疯狂作案，每次走私成品油少则几百吨，多则达到5000吨，共走私成品油304船次，走私油总量达76万吨，偷逃应缴税款达27亿元，成为在深圳注册的公司有史以来偷逃关税数额最大的案件。
　　而赵玉存在1997年也第一次收受了杨对其本人的贿赂——一块价值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
　　1998年7月，当赵玉存随深圳考察团去欧洲时，杨改清跑到香港机场送机，塞给了赵玉存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包着3万美元。
　　杨改清对赵玉存的进攻重点并没有放在赵本人上，他巧妙地利用了赵爱女心切、对孩子比较纵容的心理，将行贿的对象放在了赵的两个女儿身上。
　　他借口自己在香港的住房已不值钱，刚开始将这套价值400万港元的住房“借”给赵莹，过了一段时间后，又过户于赵莹与赵萍；当赵莹在公司的配车马自达被撞坏的时候，他“刚好”手上有一台奔驰，就送给了赵莹。而在赵的二女儿赵萍赴英国留学读书之际，杨又以赞助的名义送其100万港元。
　　就是通过这些方式，赵玉存及女儿全家涉嫌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900余万元，包括以上所提价值400余万港元的香港住宅一套，价值90多万元人民币的深圳罗湖住宅一套，一辆奔驰车及300多万元现金。
　　家人受贿真忙
　　在这900多万赃款中，赵玉存本人仅直接收取了40万左右，不及其中的5%，其余的大多数都是其家人利用赵的地位而变相收受的，赵玉存在其中并不是完全知情。
　　向领导干部的家人行贿，其实是行贿分子最常用的选择方式，涉及此案的主犯杨改清极擅长此道。通过这种方式被其用金弹击倒的还有赵玉存的顶头上司—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
　　王乐毅，海关总署原副署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主管全国的打击走私工作，2001年3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开除其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王是海关系统迄今查处的级别最高的领导干部。
　　王乐毅在任职海关总署副署长期间，收受贿赂、非法占有财物和接受他人贵重礼品折合人民币140多万元，王乐毅的妻子和3个儿子以真名和化名存款折合人民币逾400万元。在工作中，王滥用职权，干扰下属海关正常执法，甚至指使下属海关为走私犯罪分子提供便利，并且支持其子违法经商等。
　　王乐毅与杨改清更是称兄道弟。王几次出行欧美以及途经香港，杨改清总是先期到达，为其安排食宿，陪其购物、游玩。杨陪王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赌场，出资供其赌博玩乐。1995年12月至1997年7月，王乐毅先后在香港和北京收受杨改清所送人民币5万元、港币4万元和高级摄像机、金项链等贵重物品。
　　1997年初，王乐毅通过杨改清为大儿子、三儿子办理了赴香港单程证。之后，杨改清在香港的银行为王乐毅的大儿子开立户头，每月存入1万元港币，作为其收入进行纳税申报，以便领取香港永久身份证。1999年初，杨改清托人从该账户提取17万元港币送到王家。
　　从帮助王乐毅儿子办理身份证件开始，杨改清开始慢慢拉拢王乐毅，在刚上任时给自己制定了严格自律原则的王乐毅最终沦为走私犯的帮凶。
　　1997年3月，深圳海关处理一批罚没汽车及配件时，杨改清找到赵玉存，想从中分一杯羹。赵玉存那时对杨改清尚存顾忌，没有同意。关键时刻，王乐毅出面施以援手，亲自给赵玉存打电话，要求他对杨改清“给予大力支持”。副署长的“朋友”，赵玉存当然要照顾。杨改清顺利地得到了54辆整车以及49台发动机变速箱、64个车壳等一批汽车主要配件，还由此加深了与赵玉存的关系，终成“莫逆之交”。
　　为“善”行恶
　　无论是王乐毅还是赵玉存，其工作能力都是有口皆碑。据称，王乐毅非常熟悉海关业务，工作能力较强，待人也随和，但原则性不强，对下属要求不严，崇尚好人主义；而赵玉存作为深圳海关的元老级人物，能力也被众多同事得以肯定。赵玉存由于有着多年的地方基层经验，在担任关长后，能较好地协调各种关系，有力地推动了深圳海关的工作。1999年，深圳海关共查获涉嫌走私案件3447宗，在扣私货价值9.35亿元，上缴罚没收入共5.09亿元，查私案值在全国各海关中名列第一。
　　这些高级干部们并不是天生的腐败分子，在刚到位子上时一开始大都尽力工作，有着非常好的业绩，少有腐败行为。从清廉到腐败大多都经历了漫长的蜕变过程，而导致这个过程发生的因素，既有客观上环境及周围风气的影响、行贿者的拉拢，也有自身约束不严，尤其是因为一些“感情”、“义气”的原因而走向犯罪。
　　舐犊之情本为天伦之道，然而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展现这种天性情感，不但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更害了自己的孩子。
　　如赵玉存、王乐毅，在其孩子小的时候并没有腐败行为发生，当孩子长大成人而要立足于社会时，对孩子的爱和责任使得他们想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他们本身的能力不一定能够达到，只能依靠社会上“朋友”的帮助，而这个帮助就要用对原则的放弃来换取，从开方便之门走到违反规定，从违反规定走到违反法律，最后所得的却是全家锒铛入狱。
　　像赵王二人利用孩子变相受贿是一种特例，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协助孩子进行不正当竞争，攫取非法利益这种现象却见多不怪。
　　深圳市原人大副主任王炬的女儿王涛、女婿冼伟经营房地产开发项目“温莎广场”，按规定应交地价款1.5亿多元。1997年底，王炬指使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副局长庞成鸿为“温莎广场”项目办理地价减免手续。根据王炬的授意，庞批示将不属旧城改造范围的“温莎广场”项目按协议地价办理减免手续，仅核定地价为2760.77万元，少交1.2亿多元。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庆志，其儿子韩鹏利用父荫，成立东莞金源石油化工公司在广东、福建等地倒卖燃油，非法获利2亿多元人民币；父子双双在2001年3月被实施双规，接受中纪委的调查。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力量，因为爱而产生行恶的驱动力往往要大于因恶本身所产生的力量。对于行动者来说，他认为因高尚感情所驱使，他的恶事都是善良的，如同“善意的谎言”一般，是合理和可以接受的。
　　在中国，因感情、面子所导致的违法和腐败屡见不鲜。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社会价值观的第一把尺子是道德，而道德的具体体现就是对家人的责任、对上司的忠诚、对朋友的义气。当这种责任、忠诚与义气与法律所规定的原则相违背时，偏重前者是不少人的选择。
　　所以，像赵玉存一样因家人而走向腐败之路的，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