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问题只是一种藉口。中国“人权”、“民主”是九亿农村劳动人民的基本权利，不是一些不动手，只动口，“告洋状”的人所专有的。国际关系只讲国家利益。美国当前的抉择是：（一）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二）未来亚太地区的国际均势与日本独霸。（三）在21世纪“亚太时代”富强的中国市场争取一席之地……那时将是有求于中国，不如现在是给中国卖个人情。何况“同仇相亲”（这是我当年两篇毛诗词论评的观点），中国经得起动乱、制裁、天灾，苏联解体而更加团结。
　　以上这段话，不要以为是中国哪一位政治家的措辞，也不要以为是中国官方评论员的文章，它仅仅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从未回过祖国的美籍潮人学者郑子南（CNTAY 1918-1994 肖马）1992年3月2日寄给笔者的私人信件中的一段话。我相信读了这段话，一位爱国者形象，一定会浮现在读者面前。
　　生于异国长于他乡，热爱祖国眷恋故园。郑子南一生中仅莅故土4次，而终其一生，爱国情结总是那么牢、那么实，这是为什么？本文谨就此作个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一、郑子南其人
　　郑子南生前系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祖籍广东省揭阳县地美都邹堂沟尾河墘（今揭阳市揭东县地都镇乌美村）。1918年,他生于印尼巨港一个爱国华侨家中，其三叔祖郑锡藩（1862-1933）以《左传》郑公子子南为其取名郑烘云《〈观音〉书后》如是说。子南先生也同意这个说法。查《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昭公元年，哀公二年分别有“子南”记载：子南为楚令尹，楚人患之；子弃疾为楚王御士。楚王杀子南，弃疾参与杀父后自缢。据此，此“子南”似不值，且非郑公子，《〈观音〉书后》说“以《左传》郑公子子南名之”有误。考“子南”又为封邑名，《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四年武帝封周后姬喜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子南先生排行虽二，且系庶出，然其长兄乃抱养，揣其出身，“子南”或取封邑义，寄寓“以奉郑祀”之意也未必不可。但因种种原因本文仍依原说。 。郑锡藩年19折节，奋志读书，后府试中式，为避匪患，遂创业南洋，经营印尼胡椒、咖啡、橡胶并创巨港中华轮船公司，运输印尼新加坡之间。孙逸仙先生到槟城宣传革命，郑锡藩遂于新加坡张永福别墅“晚晴园”中加入同盟会，倾囊助革命。郑子南之父郑士昭（1986-1959）22岁时漂洋过海至印尼，依三叔父锡藩门下营生。1919年，在三叔父支助下，士昭带着家眷包括2岁的子南转至新加坡，在十八溪墘以其“惠丰”号并倚中华轮船公司经营胡椒、咖啡、橡胶，旋以橡胶业崛起新加坡。
　　1922年，子南5岁，因祖母病重，父母不能侍奉汤药，便遣他与大姐（由母亲的义母地都华美人周妈护送）省亲，这是他首次回国。
　　1928年，郑士昭与郑锡藩合建于家乡的“东乡”别业暨“元慎公祠”竣工落成。1936年，郑士昭带着19岁的郑子南踏上回归之路。这是子南的第二次家乡之行，其时，子南的母亲苏远芳已被安排提前回汕头。子南回家乡不久，便往汕头时中中学补习国文4个月，为自己打下更为牢固的国文基础。1937年，子南看到“航空救国”的标语，受到极大的影响，遂于4月自费赴美国洛杉矶航空工程学院学习航空工程。翌年，子南的亲母苏远芳在家病逝，子南遂在美接受基督洗礼。毕业后，子南又进入南加州大学哲学院学习外交与比较宗教，并被选为南加大中国学生会会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子南先后任美国航空公司工程师、空军训练司令部译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员。
　　1948年，郑子南第三次回国。其时，子南因潮汕旱灾，奉父命回乡施赈并慰孝思。又舍己份家产，立“远芳义学”以纪念母亲。复万里奔驰，役役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商业、银行、美国新闻处文化组，并在香港崇基学院（今香港中文大学）兼教西洋通史，辗转于香港、新加坡、泰国之间。
　　1957年，郑子南代表香港美新处联络佛教人士迎接应邀访美的高棉僧王，须印名片，因平素仰慕弘一法师以名士出家，遂自号僧一。他此前曾由月溪禅师锡名智通。是年秋“观音诞”，诣东林寺念佛，乃皈依天台定西老法师，赐法名常闻。但终以僧一行世。
　　1959年，郑子南与二姐烘云自港移居美国，先后任教于华盛顿乔治敦大学、佛州迈阿密，1974年起进纽约大学，担任纽约大学佛学与东亚研究课程。由于他的传播，佛学在纽约大学成为热门课程。他的佛学代表作《观音——半个亚洲的信仰》被誉为“有关此一论题的最佳著作”
　　哥伦比亚大学汉学荣誉教授富路特评《观音》，见《观音——半个亚洲的信仰》扉页。台湾慧炬出版社，民国76年5月初版，是“最佳学术性的著作之一” 达特茅斯大学中国文化哲学荣誉教授陈荣捷评《观音》，同上。
　　1993年11月13-15日，郑子南偕二姐烘云回故乡揭阳作历史文化考察，时任揭阳市副市长的李衍平先生热情会见了他们姐弟，并陪同参观了揭阳学宫、揭阳双峰寺，于双峰寺共进斋饭。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家乡，又是他在新中国建立后唯一一次回家乡。最后的故乡行，他感慨万千，连说“揭阳就像自己的家一样”。
　　离开大陆之后，郑子南于香港访亲，后返美。1994年4月3日凌晨竟因病遽然西逝。揭阳孙淑彦闻之悲然，撰挽联一副以寄哀思：
　　十二书名惊四座，由神童而教授，桃李三千伤化雨；
　　千秋事业有文章，从中国到美洲，行吟万里播春风。
　　子南姐弟一不嫁一不娶，异国相依30余载。子南西去后，其姐烘云回国，现居家乡居士林，虔诚礼佛，有诗集《佛州小草》行世。
　　二、郑子南其事
　　作为一名学者、教授，郑子南不可能像陈嘉庚、李嘉诚那样投巨资支援祖国，也不可能像其他众多华侨华人那样在经济上支援祖国和人民，他有的只是一个和他们一样的“中国心”。他引为自豪的就是不忘本、能爱国，站在拥护中国文化传统立场上为祖国服务，为正义呐喊。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书生匡时，秃笔一支”。
　　（一）投身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郑子南在南加州大学学习期间，中国正处于艰难的抗日战争防御阶段，因战乱而国内经费接济不继，美国法律又不容留学生就业，所以有了“流落穷困，笃志文章”的境况出现。也就是说，生活迫使他 挥起秃笔。这期间的文章，散见1940年美国《亚洲杂志》（论中泰关系）、香港《南华早报》、郁达夫主编《星洲日报（半月刊）》（论国际形势）。同时，他又以“人生观”论文获南加大哲学院当年校际论文奖，并负责撰写《每日校报》“太平洋情势评论”每周专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郑子南先后任美国航空公司工程师、美国空军训练司令部译员。总之，不论是留学生还是美军文职官员，郑子南都以独特的方式和饱满的热情投身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正义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二）对发展中美关系作过贡献。
　　1993年1月25日和2月22日，《瞭望周刊（海外版）》连载了郑僧一（郑子南）的回忆录《美国的中国热》，3月22日，又发表了他再谈“中国热”的文章《克林顿与罗斯福》。3月12日，4月2日、9日《汕头日报》也分3次连续转载前3篇文章。《瞭望周刊（海外版）》的编者按是这样的：
　　本文作者的研究成果，过去即曾对发展中美关系作过贡献，如其1966年、1970年发表于美国《亚洲研究学报》的两篇从中国文学传统论毛泽东诗词的论文（其一为《从〈雪〉到〈咏梅〉》。《揭阳论丛》2002年1期有汉译。又1991年11月27日子南先生示我：经日本岩波书店日译，美国大学列为学生读物——郑注），基辛格博士在1971年首次访华前即推荐给其僚属传阅。相信本文也会对推进中美关系起积极的影响。
　　这里提及的基辛格博士“推荐”郑子南文章一事，说的就是基辛格博士为尼克松总统访华铺路之前，重视郑子南文章“对华了解”的政治作用，传阅于“铺路”班子一事。1971年7月28日，基辛格博士曾就此事致信郑子南说：
　　尊敬的郑教授，谢谢你7月20 日的来信和送给我的你的一本最新的论著，我已很有兴趣的拜读过了。感谢你的周到和深思熟虑，能把它送给我。我会将它一起送给我的同事，以供他们使用和参考。
　　随后，尼克松总统也因此开始了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熟读毛泽东诗词，使他在首次访华中会见毛泽东主席时，有了“共同的语言”
　　参见纽约《侨报》1992年2月27日转《瞭望周刊（海外版）》文章《尼克松首次访华二三事》。又熊向晖《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 。在中美建交过程中，诗词的“政治作用”与“球”的作用，同样为人们所共知和乐道。可见，《瞭望周刊（海外版）》肯定郑子南“对发展中美关系做出贡献”，是很有分量的。
　　（三）回家乡购米施赈。
　　1948年，潮汕旱灾，粮食失收，郑子南家乡邹堂河墘族中有二人因此而上吊，他因此回家乡购米施赈。据子南先生1992年5月23日来信答复我的书面询问时所说，情况是这样：“当年乡里旱灾失收，河墘二人上吊，父亲召我回家，由我向汕头购得白米六十大包，每包百斤，运乡分赠河墘‘近亲’和东乡‘近邻’的钟堂人。”“这笔钱由我向友人借贷，父亲认账。”这一善举正印了中国的古谚：有其父必有其子。对此，当年的揭阳县长潘汉逵称道：“台从返梓，抱已饥正溺之怀，购米施赈，贫黎咸沾德惠。”“若翁士昭先生年高德邵，乡邦景仰，特聘为本府谘议，聘函附奉，转请俯就。” 1948年9月30日潘汉逵致郑子南信复印件，郑藏。
　　（四）以分家所得己份家产置办“远芳义学”。
　　就在奉父命返梓施赈的同时，郑子南又办了一个了不起的好事，他将分家所得己份家产（还有其父士昭先生于分家时预留的30亩“香灯田”）全部捐出，在“东乡”创办了“远芳义学”，以纪念其母苏远芳。此举为地都首创，当时引来好评如潮。邹堂名士枫美约珊先生就此依俗谚造联、南陇晋藩先生捉笔以赠士昭先生曰：“肖男不恋分家饭，好女岂贪嫁时衣。”
　　据烘云女士日前（89岁）对笔者讲，其时她已立志不嫁，故有此说。
　　至今传颂乡里。县长潘汉逵复专函表彰：“关心桑梓教育，捐资创校，纪念若慈，棫朴遗风，孝思不匮，至堪钦佩。敬赠‘菁莪毓秀’题词，藉表矜式。” 1948年9月30日潘汉逵致郑子南信复印件，郑藏。同时，潘汉逵还应聘为“远芳义学”名誉顾问
　　1948年9月30日潘汉逵致郑子南信复印件，郑藏。 ，可知当年此举的影响尤深。
　　（五）为家乡“题词写匾竭下愚”。
　　1990年庚午，72 岁的郑子南应族老要求为“郑氏祖祠”题写的“旧德先行”匾字、又为郑氏祖祠修复“忻忭一抒”写下的一幅字，飞越重洋送到了族老手中，随后，应揭阳县统战部的要求，又为揭阳双峰寺寄来了“万德庄严”四字。1993年，回家乡时又于揭阳宾馆为家乡“南庄公宗祠”题写“德门令望”匾。可是，有谁知道，这几次题词写匾，对他来说，已不是什么家常便饭。他因几十年习惯以珠笔写字，从未操过毛笔，竟然以执珠笔的手势握毛笔在揭阳宾馆写字时笔者在场亲睹，子南先生笑着对我说:“拿珠笔习惯了，就这样写。”烘云女士也说，算起来他40年未写过毛笔字了。，而这种蒙童不齿的姿势竟然能写出好字来。其姐烘云女士有一首《观吾弟僧一应族老命为祖祠修复题词写匾忻忭一抒》的七绝，道出当年情景：“约而精至玉山刍，气慨端翔竭下愚。质直如弦真实感，冰壶三尺未曾污。”
　　郑烘云《佛州小草》，揭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2000年8月。须知，1930年，子南12岁时在新加坡参加中华总商会发起筹赈豫陕甘三省旱灾义展，其书法作品大受欢迎，他也被誉为“星洲神童”，有揭阳前清举人郭玉龙（1879-1939）《赠神童郑子南》诗为证：
　　异国逢灯节，同乡韵事多。何其沧海上，得见小甘罗。
　　当时，子南在众人的鼓励下，以诗谢之，一席皆惊。诗云：
　　入门下马气如虹，贯耳大名识巨公。愧我鬼才非长吉，高轩怅望日方中。 一说此诗系周熙代作，让子南回赠郭玉龙。一说此诗系子南以《赠周学士百龄先生》为题亲作，皆有可能。周熙，字百龄，周伯初之子，士昭义子，子南义兄，榕城人，1929-1930年任罗定县长，揭阳名士。著有《菁园丛钞》。
　　如今他却竟至于“竭下愚”了。但毕竟是功底过硬，正如今人孙淑彦评说：“前后相距约一个甲子，但字体秀逸是其共同点，晚年所书更显苍劲。”
　　言归正传。40年没有执毛笔写字的郑子南，对题词写匾的要求完全有理由说“不”，但他没有这么做，是什么原因？这就是爱乡情结，也就是爱国情结使然。“冰壶三尺未曾污”（烘云诗句），“丹心自笑依然在”（僧一引陆游诗句），正是这种情结的形象写照。
　　（六）为保护明代祖茔和古代名匾三致书族长。
　　1992年，郑子南连续三次致书邹堂郑氏族长，分别是4月27日、5月23日、8月14日，内容主旨不外乎希望保护邹堂郑氏文物古迹，和宗睦族，而涉及的则是二件事，一是保护明代祖茔，一是保护邹堂名匾。
　　保护明代祖茔，缘起于邹堂枫美村在“囟堂山”掘取红塗，危及邹堂郑氏五、六、八世祖（明朝人）茔冢，族长命人写信给子南先生，嘱来信劝阻。子南先生接信，即写信给我，嘱代为了解。等我将情况向他汇报之后，他才致书乡政镇府并正式致书族长，这就有了第一信。随后两信，则是就此跟踪情况的交流，并对“祖茔已获妥善照顾，问题彻底解决”、“乡政镇府领导有方，父老不辞劳瘁”表示欣喜之情。
　　在这三封信中，子南先生又无一不谈邹堂郑氏名匾的保护问题。殷殷之心，天地可鉴。邹堂名匾的情况，是由我向他汇报明代祖茔情况时顺便提及的，哪知他一发现，竟连续在三封信中向族长反复申明，亟请保护。
　　第一信，他就太公厅木匾“九霄雕鹗”清顺治十一年（1654）潮州知府吴颖贺郑匡夏中举手迹。、“南庄公宗祠”石匾 明布政使郑旻之子育渐立、育巽书。的保护向族长说，这是“稀世珍奇，郑氏瑰宝”、“邹堂之宝”、“愿族长公垂察，指导子孙珍惜爱护”。第二、三封信，也反复恳请“族长公为邹堂一族之长，肩负列祖文物重寄”，“邹堂传世之宝，伏希珍重保存”。一个自称“对乡里十分陌生”的海外游子，竟能如此留意家乡文物，注重保护文物，其赤子之怀，爱乡爱国情结，难道不令人肃然起敬么？
　　三、郑子南爱国情结探因
　　郑子南出生于印尼，成长于新加坡，学成于美国，而后营营香港、新加坡、泰国间，萍梗飘蓬，万里奔驰，终而定居美国。总其一生，仅幼年时一次回家乡（家里几个白天，契外祖母家华美村3个多月），青年时二次回家乡（不足18个月），晚年又一次（2天）回家乡，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这是极短暂的故乡行。但他对故乡，对祖国的感情，却是那么的深厚，那么的挚诚。研究其原因，无疑是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一）爱国家庭的良好教养是郑子南爱国情结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
　　郑子南出生于爱国华侨家庭，而这个家庭所给他的爱国主义熏陶，是他爱国情结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我们不“唯成份论”，但事实上有“成份论”，这是符合唯物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爱国家庭的爱国实践也培养了他的这种思想感情。
　　郑子南的三叔祖父郑锡藩对他的成长的影响是重要的。子南出生于印尼，郑锡藩以《左传》郑公子子南为他取名。这一取名，夸张点说，一下子就已将子南深深扎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而事实上，也正是寄寓了其父祖辈培育中华民族新一代的热切期望。承认这一点，对于理解以后这个家庭对子南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实际功效就是大有裨益的。
　　子南的三叔祖锡藩先生偶由巨港过新加坡，必将子南招之膝前，“谆谆以国家民族志节诲谕”。锡藩先生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同盟会志士，他终生未回国门，却倾囊助革命，支援祖国教育及留欧人才，与侄儿士昭合资建家乡“东乡”别业，广容他方举族来附。这样一位革命志士，对于自己侄孙的成长关怀，其倾注的心血是一定会催放鲜花的。
　　子南的父亲士昭先生对子南的影响作用是重大的。士昭先生是一个文盲，但他却对子南的教育特别重视。他特意从潮州庵埠鹤陇将子南的舅父、前清秀才苏若珩请来新加坡，专授子南国学。子南5岁已能在地上铺宣纸写大字；少年时，诸子百家，诗书礼乐，无不涉足，尤以书法擅名。有了一定基本功之后，士昭先生还注重对子南进行言传身教。1930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发起筹赈豫陕甘三省旱灾义展，子南刚12岁，士昭先生便带他投入此次活动。子南书写了“舞事”二大字，被一福建巨商当场以50叻金买去，一时播为美传（前文所举揭阳前清举人郭玉龙《赠神童郑子南》即为此而咏）。此时，何香凝先生（当时这么称呼）几年前适遭折翼之痛，仍漂泊海外为革命募捐，假借一家中文学校开个人画展，向士昭先生夸赞子南。士昭先生因敬重她的才华，同情她的遭遇，以极大的爱国热情给了她大力支持，带头购下三幅虎画此三幅何香凝的虎画，土改时于“东乡”被农会没收，后不知去向，20世纪80年代，子南先生曾专函地方政府为其寻觅，终无下落。 。这件事，对子南影响是终身的。直到晚年，他仍时时提起。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是郑子南爱国情结形成的根本原因。
　　上面所说爱国家庭的教养，其本质内容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就是说，上面所举例子，换个角度论证，本质的东西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他的决定性影响。但上面所讲，尚侧重于外部因素的影响，这里，我们不妨简单扼要随手拈来他的“东西”分析，就不难发现，他的“东西”字里行间、骨子里都浸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观音——半个亚洲的信仰》被誉为佛学最佳著作。其中所引用中国古籍古名人竟多达几十处。包括《法苑珠林》、《册府元龟》、《全唐诗》、《四部丛刊》、《〈西游记〉札记》、《酉阳杂俎》等和谢灵运、陆龟蒙、真德秀、李翱、韩愈、杜甫、岑参、李商隐、苏舜钦、苏轼、叶恭绰、梁启超等等。难怪哥伦比亚大学汉学荣誉教授富路特要赞他“对于群书的博览”，而达特茅斯大学中国文化哲学荣誉教授陈荣捷则佩服他所掌握的“完整的参考文献”。
　　此外，他的文章，他的信件，无一不闪烁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他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评析自不用说，他的文章、书信，经常引用中国古籍古诗，如“同欲相仇，同忧相亲”（《战国策·中山策》），“丹心自笑依然在，白发将如老去何”（陆游诗句），“衣冠万里风尘老，名节千年日月悬”（南宋林景熙诗句），“我亦晚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王安石诗句）等，字字寄寓他热爱祖国眷恋故园的思想感情，而深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尤处处飘溢清香。
　　（三）高尚人格魅力的影响是郑子南爱国情结形成的关键因素。
　　高尚人格魅力对人的影响，其意义贯来是被公认的。在子南的一生中，高尚的人格魅力除了来自他的三叔祖、他的父亲、他的生母之外，社会上最重要的人格魅力来自两个人，一个是何香凝先生，一个是周恩来总理。子南先生1992年8月25日给中山大学许肇琳教授的信中曾说：“我十来岁时在新加坡晤何香凝女士，普罗形象深烙脑际，常以他与周总理的奉献精神自勉。”足见高尚人格魅力对他的影响。
　　何香凝先生自30年代在新加坡与郑士昭相识之后，何、郑两家便成世交。当年，何香凝向郑士昭称誉子南，当时12岁的子南对何香凝的印象60年后仍特别深刻。他说：“我对何先生（当时这么称呼）印象特深，因为她是我有生以来在星第一次见到，头发剪得短短的，身穿灰色布长衫的一位朴素和蔼可亲的女人。”1956年，何香凝在北京接见了参加“五一”庆典的归侨代表郑士昭并合影，之后，何、郑两家的感情弥深。如子南与廖承志、廖晖均有联系。从何香凝、廖承志到廖晖，子南就在这一纽带的作用下，仅仅依恋着祖国。
　　关于周恩来总理的魅力影响，一方面是来自社会、来自亲友，一方面是来自其父士昭先生。前者不必说，而士昭先生与周总理有缘的情况则是这样的。1956年参加“五一”庆典郑士昭晋京原因有二说。一是出席全国第一次侨代会（1956年10月5日-13日召开），其亲属及乡亲都这么说。另一是应邀到北京参加“五一”庆典，揭阳县档案馆馆藏侨务科1号卷明记。这里依档案说。在京期间，何香凝老人将士昭介绍给周总理。周总理详细询问他的情况并了解要求之后，深表同情（郑士昭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华侨”，1950年被逮捕判刑5年，后提前释放，再改划为“华侨地主”），既派人为他治疗眼疾（眼帘长瘤），又且亲授一札，令持归地方敦促落实中央1955年关于提前改变侨户地主富农成份和处理土改房屋遗留问题的政策，为之改变成份，归还侨房。宠遇殷沃，堪称罕见。故此，士昭对周总理折服，可谓到了极度。如士昭回家后即剃去原来蓄起的胡子，乡人问故，他说“周总理还没留须呀，我怎好留？”子南先生当年也写信向我说起此事，并说：“总理就是那么服人。”可见，尽管他未见过总理，但来自约40年前士昭先生的亲身感受对他的影响力是不可与他人等量齐观的。
　　总之，郑子南一生爱国爱乡，他以“秃笔一支”竭诚为祖国服务。终其一生，他只到过祖国四次，且时间是极短的，然而他却深深的眷恋着祖国。他的爱国情结形成包括发展的成因，一是爱国家庭的良好教育，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三是高尚人格魅力的影响。探索郑子南爱国情结的成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2005年9月15 日初稿、9月26日定稿
(作者单位：市社科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