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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潮汕传统文化中的诚信
文章来源: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7-11 15:16:40
 

  [内容提要]把造成潮汕诚信缺失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潮汕传统文化,不但不够科学,而且还表现出对潮汕传统文化的无知。从廉正清明的潮汕名人仕子到讲究“诚招天下客”的海内外潮商,以及充满诚信精神的侨批都有力地证明,诚信是潮汕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传统美德。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佛教文化的影响,潮汕传统文化的哺育,是潮汕人诚信美德形成的主要文化因子。
  [关键词]潮汕人传统文化诚信
  前几年,潮汕部分地方尤其汕头出现了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人们在痛心,人们更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诚信缺失呢?不少人,包括一些党政干部,甚至一部分专家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都喜欢把矛头指向潮汕传统文化,认为潮汕传统文化中急功近利等因素是造成潮汕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难道真的是这样?
  笔者认为,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品质,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原因是合乎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把诚信缺失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潮汕传统文化,把责任推卸给古人,不但不够科学,而且还表现出对潮汕传统文化的无知。事实上,潮汕传统文化有其消极的负面因素,更有其积极的正面因素。诚信就是潮汕传统文化中极其可贵的积极因素。本文拟就此作一番较为深入的探讨,以回应上述问题并就教于同仁。
  一、历史上潮汕人诚信的表现
  (一)古代潮汕名人仕子的清正廉明
  自韩愈谪贬潮汕以后,潮汕的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出现了一批批享有盛名的文人仕子。前有唐宋时期以赵德为代表的“潮州前八贤”,后有林光祖等“明代前七贤”,继而有郭之奇为代表的“明清后七贤”,以及林大钦等“明清十杰”。
  赵德等潮汕名人仕子何以为贤?何能称杰?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清正廉明。先后担任过贵州和江西巡抚的萧端蒙(?~1554年),采取“处粮饷”、“定额”等措施,清理、整治克扣士兵薪贴等不正之风[1];担任过浙江提学的林大春(1523~1591年),“守正执法,不避权贵”,被罢官回乡时,只带回数箧书籍,门生说他“家居仅立四壁”[2];先后在江西万年、泰和任知县的唐伯元(1540~1597年),以民为重,清廉公正,恪尽职守,施政有方,调离时,百姓都为他立了生祠 [3]。
  古代潮汕名人仕子以其清正廉明而赢得世人的崇敬,为潮汕人争了光,潮汕人民也为有这样的清官而感到自豪。清正廉明的潮汕贤仕杰人是古代潮汕人的代表,他们身上反映了古代潮汕民风的淳朴,体现了古代潮汕人民诚实、忠正的人文精神。
  (二)近代国内潮商的诚信经营
  从明清时期开始,潮汕地区的商贸经济活跃起来。潮商“率操奇赢,兴贩他省,上溯津门,下通台厦” [4]。1861年汕头开埠后,潮汕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形成“富者出本,贫者出身,贸易诸国”的群体务商态势。“汕头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商业,居民基本上都是商人” [5],以致恩格斯称赞“汕头是中国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6]。近代潮汕商业社会的形成,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得益于汕头的开埠,更是得益于潮商的诚信经营,得益于潮汕社会诚信氛围的形成。
  1.具有高度信用的“七兑票”制度的建立和通行
  “七兑票”是一种可兑银纸币,或称为“通用银”,是潮汕商场上特别习惯行使的通货单位。1861年开埠后,潮汕商业经济日见繁盛。当时市面行使的银元,来源十分纷杂,重量又不一致,难以作为商场支付的标准,于是,商场复用银两为通货单位,取重量不一的银圆相配合,用纸封紧,标明重量,并加盖封银商号印章,表示负责。这种银封以每10元重7 两为标准,因此被称作“七兑银”。20世纪初,汕头的银庄开始发行可以兑换现银的纸票,票额1元兑银7钱,名“七兑票”。由于潮汕金融界商人资力雄厚,而且内部团结,组织健全,“七兑票”在商场上的信用甚至超过港币和龙圆。
  发行纸币一般是依托国家才能成功的事。近代中国远未建立起全国性的信用体系,然而,潮汕人适应商业经济的发展,率先创立了建立在乡土情结基础上的具有高度信用的“七兑票”制度,这是潮汕人在历史上诚实守信的突出表现。而具有高度信用的“七兑票”制度的建立,有力地稳定了潮汕的资信体系,即使在市场币值波动不止时,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世界经济危机面前,“惟汕头七兑虚本位独能巍然操伸缩金融之权” [7]。
  2.充满诚信的“无赊不成商”
  早期潮商经营的企业大多是资本薄,现金少,这就难免发生互相借贷和赊欠的情况,有的靠写个欠条,有的仅靠口头协定,但他们全靠信用来维持。潮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曾指出:“潮州稍具信誉之商人既有金融界之信用放款,又得买卖货物之赊帐,故往往有极大之经营,而赖乎信用者十之六七,赖乎资本者十仅二三。所谓潮人能以小资本经营大商业者,实其于此。至赊帐之风,大概于抗战发生,地方失陷之时起,反日溯而上,逐年加盛,不特批发可赊,即零售也多可赊,不同一地方也可赊。甚至汕头至香港、上海购办以及海外各港与汕头之托兑也得以赊帐行之,故潮谚有‘无赊不成商’之语”[8]。以信用为基础的商业赊帐,促进了近代潮汕商贸业的发展。
  3.“诚招天下客”的潮州帮
  随着潮汕商贸经济的发展,潮商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潮州会馆,并形成“潮州帮”。众多的潮州帮在做生意时都信奉“诚招天下客”、“诚实为本”的信条。《潮州会馆碑记》就有这样的记载:在苏州的潮商“公平处事,则大小咸宜;忠信相孚,则物我各得”[9]。
  潮州帮在各地开设的钱庄更是以诚实经营而著名。钱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金融机构,它和银行的功能在许多方面十分相似,但也有区别。例如,放款和汇兑是银行和钱庄的基本职能,但银行的措款是押款,即担保押货,没有可靠的担保,难以从银行取得贷款;钱庄则采用信用贷款,他的跑街天天在商家那里转,对商家的信用和家底相当清楚。潮州土行钱庄放款对象不只是同乡商人,而且包括其他地方的商人。潮州进出口商人大多专营批发,需要经常向金融机构贷款。如经营糖生意,“糖行资本岁不甚大,营业额颇巨。普通恒在六七十万元之间,大者至一百五六十万以上。营业既巨,进货必多,所需金融上之周转颇大,其方法或为信用往来,与钱庄为多,或为押款,与银行为多”[10]。信用贷款的发放,提升了潮州钱庄的竞争力和信用度。
  总之,近代潮汕在商业社会的逐渐形成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制度,营造了浓郁的社会信用氛围,以致“在信用未坠时期,市上商人一经口头应诺,虽转瞬市情丕变。至于倾家荡产也皆履行诺约,不甘食言”[11]。可见,近代潮汕是一个诚信的潮汕,诚信经营使近代潮商名闻海内外。
  (三)早期海外潮商在诚信中创业
  从宋代起,负山背海的潮汕人就开始了海外移民的苦难历史。鸦片战争以后,移民出现过几次高潮。《潮州志》记载:“潮人善于经营,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 [12]。史志上寥寥的几句话,真实地记录了潮商俊彦早期在海外的艰苦创业。从“窭空之子”到“海外巨商”,除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之外,讲究诚信也是早期海外潮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慈善家谢慧如当年独自在泰国创业,开办了辗米厂。当时做这种生意的商人通常是在收购稻谷前去银行贷款,而银行需贷款人出示大米购买的买卖合同才可以贷款。谢慧如创业伊始,坚持诚信待人。当他第一次从银行贷款收购稻谷时,不到两个月,米价上涨,有别的买家要求以高于合同价的价格向他购买大米,被谢慧如拒绝了,坚持以当初签订合同的价格如数卖给签订合同的买家,宁可让利三分也要讲究诚信。这样一来,谢慧如赚到了比钱更可贵的信誉。于是,谢慧如用短短的几年就打开名头,银行也因为谢慧如的信用,不要求他出示任何买卖合约便贷款给他,许多大米商家也纷纷找他做生意。
  李嘉诚早期经营塑胶业,他想扩大再生产,但苦于缺乏资金。有位外商看重了李嘉诚的塑胶产品质量优良及其经营企业的真本领,要求大量订货,条件是须有殷实的厂商担保。但找谁担保呢? 在香港这个“你争我斗”的社会里,“求人如吞三尺剑”。他只好率直地告诉外商,“尊敬的先生,我很遗憾,不能找到殷实的厂商担保。”这位外商被他诚恳态度所感动,断然地回答:“啊,亲爱的李先生,我相信你的真诚,请不必介意。你的签名就是最好的担保。”李嘉诚听后十分高兴,但还是半信半疑地说:“谢谢先生的信任,可是我的资金拮据,目前还无法成批大量生产满足先生的要求。”他这种忠实的商业道德使这位颇有眼光的外国商人深感这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人,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不要紧,不要紧”,毅然与他签订合同,并提前交付贷款,从而解决了扩大再生产所不可缺少的资金问题 [13]。
  大量的事实表明,海外潮商在从事工商业活动中,始终把诚信作为最高准则,牢牢记住“人无信不立”这句古训。他们在诚信中创业,靠诚信发迹,因诚信而受到世人的尊敬。
  (四)充分见证潮人诚信的侨批
  潮人向海外移民以生活困难所迫者居多,其数量约占 699%[14]。只身到海外谋生的潮人到达目的地后,首要的事情就是要与父母妻儿取得联系并寄钱回乡瞻养亲属。由于早期的南洋各国金融邮讯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所以,就出现了具有独特文化色彩的侨批。侨批,俗称“番批”,专指海外潮人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而将侨批进行传递的是水客、客头以及发展起来的侨批馆、侨批局。具有独特文化色彩的侨批充分体现潮人浓郁的诚信精神,是潮汕人诚信最有力的历史见证之一。
  1.华侨将他们辛勤的血汗换来的钱银以及家信托付水客、客头以及私办的侨批馆、侨批局,这本身就体现了华侨对他们的高度信任。
  2.水客、客头、侨批馆、侨批局不辞劳苦,长途跋涉,把侨批送到侨眷手中,没有诚实忠厚的品质是很难做到的。有一则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有侨居暹罗不识字的华人,托水客带信款回乡给不识字的家乡妻子,只好用画图的方法来表示。在信里画4条狗(潮州音“狗”与“9”字同音,4条狗表示36的意思)和8只鳖(潮州音“鳖”与“8”字谐音,表示64的意思)。水客把信投给这位妇女,聪明的媳妇从信里悟到丈夫托来100银圆,使水客大为赞赏,这位妇女也如愿以偿地收到了丈夫寄来的100银圆[15]。
  3.有时华侨思亲心切,想汇款而无现金,“批局则先为垫付,等华侨挣到钱时再付清还”[16]。
  从廉正清明的潮汕名人仕子到讲究“诚招天下客”的海内外潮商以及充满诚信精神的侨批,都可以证明,诚信是潮汕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传统美德。诚如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主任郭东坡在参加第九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致词中指出的,“潮汕人素以勤劳俭朴、坚毅奋斗著称;重诚信、善经营,团结互助,落地生根的特点令世人赞叹” [17]。可见,把诚信缺失简单地归咎于潮汕传统文化,是有失偏颇的。“我们不能因为汕头失信现象的一度泛滥而否定整个潮汕地区的过去、今天和未来”[18]。
  二、历史上潮汕人诚信美德形成的文化原由
  历史上潮汕人诚信美德的形成,有其多方面的文化因由。
  (一)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
  作为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正统的儒家,高度重视人的自身修养,诚信是其追求的重要修养之一。《中庸》强调:“诚者,天下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非自成己而成己也,所以成物也。”要求为人诚实,以诚待人。《论语》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人不讲信用,真不知道怎样做人。《论语》中“信”字出现38次,频次虽低于仁(109次、礼(74次),却高于描述品德的善(36次)、义(24次)、敬(21次)、勇(16次)、耻(16次)等词汇。可见,诚信是儒家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衡量一个人人品高低的重要标准。
  深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李嘉诚,非常推崇儒家思想。他说:“我看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他多次强调儒家思想的重要性。“一般而言,凡事留个余地,另一方面对人守信用。朋友之间有义气。今日而言,也许很多人未必相信,但实际上我始终觉得,‘义’字是终身用得着的;‘恕’字也很重要,要宽恕别人,因为人总是人,人不是神”[19]。从儒家思想中吸收了丰富素养的李嘉诚,求诚立信,把信誉作为企业成败的关键,“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做生意,毕竟信用最重要。一时的损失将来是可以赚回来的,但损失了信誉,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 [20]。人如其名,诚实可信成为李嘉诚“最大的特点”,“他的发迹和成功靠诚”;“他的最大资产是诚”[21]。被誉为“当今泰华社会第一人”的郑午楼先生,“一生受儒学的熏陶”[22]。他认为:“‘人伦’自古以来就是华人社会关系的基石”;“孔子提倡的五种人伦关系,即‘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儒家的道德理性”;“道德伦理是国家社会的精神支柱。社会有了正常的人伦关系,道德观念才有所依据,社会生活才会走上正轨,一切事情才会有一个合理的秩序。”在他看来,如果得到了经济现代化,却失去儒家传统,那将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此他一再强调:“必须努力保存并发扬华人的道德理性,把东西文化共同冶于一炉的中庸之道”[23]。
  李嘉诚、郑午楼等潮商俊彦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传统的诚信思想,坚持“信诺第一,真诚至上”的经营理念,以诚为本,无投机,不取巧,从而赢得信誉,赢得商机,赢得顾客,事业蒸蒸日上。
  (二)佛教文化的影响
  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在潮汕都盛行,但最有影响的当数佛教。早在韩愈治潮以前,佛教在潮汕开始盛行,这对正处于开发阶段的潮汕影响很大。饶宗颐先生在论及潮人学术时指出:“潮人文化传统之源头,儒佛交辉,尤为不争之事实”[24]。
  佛教的盛行,对潮汕人诚信美德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宗教的基本精神是利他主义。它要求人们趋善避恶,压抑自我的私心和贪欲。佛教宣扬的因果轮回、善恶报应观念深入潮人之心。潮汕俗语方言中有不少此类道理的语言。如骂孩子为“讨债仔”;说人遭受灾祸是“前世做积恶”;讥多说谎话的人“后世着(必定)哑”;干坏事的是“做积做恶”……这些充满佛教思想的潮汕俗语方言,以其特有的功能,不时地净化着潮汕人的心灵,促进了潮汕人弃恶从善,正直诚实;也鞭策潮商以诚为本,重诺守信,诚信经营。
  在这方面,李嘉诚就是一个典型。李嘉诚的母亲庄碧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她经常以“崇善积德多做善举”的佛教教义教育李嘉诚。李嘉诚也坦然说:“在宗教里面,我比较信奉佛教”[25]。由于受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李嘉诚以诚待人,诚信经营,绝不赚一分黑钱。
  (三)潮汕传统文化的哺育
  1.潮汕传统文化的务实敬业精神成为潮汕人诚信形成的文化因子。
  植根于潮汕大地的古代潮汕文化,属于农业文化。由于自然条件的得天独厚以及历史上中原人民的不断南迁入潮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潮汕从古而今面临着人多地少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在这种背景下,精明的潮汕人创造了绣花式的精细的农业生产,这就造就了潮汕人设身处地、面对现实、讲究实在的务实敬业精神。可以说,精细特色的农业生产是潮汕传统文化务实敬业精神形成的物质基础。
  明朝著名潮汕理学家薛侃对潮汕人“尚实”理念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他在《研几录》中说,“天下之害,最怕高而学弊,论处是,作处不是。夫行高是以孚合小识之人,而拒之远猷之士,故其害不可破,介甫之类是。论处是,作处不是,则人不能难,善不能入,虚谈不切实用”[26]。薛侃去官回家讲学十余年,其宣扬“实践”之理学,在潮汕影响很大,是潮汕“尚实”观念的一个理论指引。因此,明朝中期以来,潮汕人“大至当朝廷的尚书,中状元的大人物,小至普通老百姓的种田农民和抽纱姑娘,几乎个个都是充满务实精神的实干家”[27]。
  在潮汕传统文化务实敬业精神的陶冶、指引下,海内外潮商脚踏实地,兢兢业业,艰苦创业,其“顽强固执精神使他们的国内同胞们望尘莫及”[28]。务实、敬业造就了潮汕人的诚实,培养了潮汕人的诚信,因为,没有诚实,何来脚踏实地?没有诚信,何能艰苦创业?因此,潮汕传统文化崇尚的务实敬业精神是潮汕人诚信美德形成的文化因子,潮汕传统文化哺育了诚信的潮汕人。
  2.崇拜韩愈、关公的民俗对潮汕人诚信观念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神灵崇拜是一种起源于原始时代而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魅力四射的文化现象。因战乱而远离故土入潮的中原移民,唯一能随身带走的恐怕就是他们的信仰和对祖宗的怀念。他们带来了各地、各种系统的神明,加上潮汕的地方神,因而,潮汕人崇拜的神灵非常之繁杂。
  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潮汕的神灵崇拜有两方面对潮汕人诚信美德的形成至为深刻。一是关帝崇拜,一是韩愈崇拜。潮汕人尤其是潮商对关帝的崇拜非常普遍,十分虔诚,几乎可与关羽的老家山西的晋商比高。“潮汕地区从城市农村到山区,关帝庙随处可见,数量甚多。前往关帝庙求平安赐福的海内外潮人,人数之多,与崇拜妈祖不相上下”[29]。
  假如说商界崇拜关帝是全国性的话,那么,潮汕人崇拜韩愈则是个别的文化现象了。在潮汕,不仅文人学子、民间农工崇韩,而且商人也崇韩。清康熙初年在苏州创办的潮州会馆,所祀的不仅有关公、天后、观音,还有韩愈,这是潮商出众的地方。《潮州会馆碑记》特别标出“别祀昌黎韩夫子”,以示与众不同。
  潮商崇拜关公,是因为他桃园三结义、千里单骑寻刘备……一身忠义正气;潮商崇拜韩愈,是因为他就任8个月,驱鳄、延师兴学、关心农桑与赎放奴婢……大大推进了潮汕的文明开化,在潮汕人民心目中树起了崇高的地位,以致“山水于今皆姓韩”。现存潮州的全国最大、年代最久的韩祠香火历千年而弥旺,足见潮汕人对韩愈崇拜的程度。
  文化在于选择,选择出于功利。崇拜文化突出的功能之一,就是对人们心灵的震慑作用、陶冶作用以及行为规范作用。潮商崇拜韩愈崇拜关公深刻,产生的心灵陶冶作用也深刻——它塑造了潮商的诚信观念。因为,潮汕的近代化启于商贸业,成于商业化社会。在商业信用体系不健全的背景下,存于商人内心的商业道德,就成为支撑潮汕商贸业发展的平台。在潮商眼中,尽忠尽义的关帝既是财神,更是诚实守信商业道德的化身;而促进潮汕文明开化的韩愈,扶贫济困,务实敬业,为人公道。将这种精神运用于商海,就成了儒雅经商、文明经商的典范。显然,崇拜韩愈崇拜关公的民俗,有力地推动了潮商讲义气、求忠诚、重诺信、文明经商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
  综上所述,潮汕传统文化中并非缺乏可以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的诚信,而是完全相反。由此可知,把今天的诚信缺失归咎于潮汕传统文化的影响,严格地说,很不合乎逻辑,实际上也是某些该对此现状负责的人的一种托辞。那么,在如何加强信用建设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寄希望于弘扬潮汕传统文化中的诚信美德呢?应当承认,这样做并非毫无意义。但是,笔者以为,任何一种美德的普遍存在都有其社会历史文化基础。在今天,如果离开了严格执法、新闻舆论监督等手段来弘扬传统美德,并借其加强信用建设,就不会有多大的效果。由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论述已不属于本文论题的范围,所以就此打住。

 

(作者单位: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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